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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自由及其背叛者  

2007-12-09 22:31:31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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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自由及其背叛者

            ——从自由主义新闻观到社群主义新闻观

         

文/赵岩

 

    宣传的作用——人们不仅被迫需要接受价值观,也需要接受对作为计划根据事实的看法——通过以旧价值的名义将新价值引入,使其被人接受——没有任何知识领域不受控制——真理与思想自由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——冯 哈耶克

 

题记: 改革开放近30年,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侵入;政治体制改革仍未践行;道德伦理层面因市场化、消费主义而呈现信仰缺失,终极关怀真空等问题。中国社会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复杂局面,各个领域怪状已经不是单单哪个主义就可以解决的了,单向度的分析问题只能导致适得其反。以现代性问题为例,中国即非呈现西方现代性发展的线性规则,而是前现代、现代性与后现代搀杂其中。

不改革要死,单向度改革也要死。为次,以历史的眼光分析将不同时期的理论综合分析,才是通往和谐之路。新闻自由问题关乎人类表达权与社会进步,言论自由则是人权底线原则。故关注新闻自由在各社会形态下的表现,关乎历史,以化成天下,十分必要。

 

 

为什么需要新闻自由

     

从哲学角度上讲,新闻自由源于功利的自由主义进步观和知识观。

自由主义知识论认为,人是不能知识具有默会性、经验性、个人性。通俗的说,就是对于世界上的知识,人们往往是无知的,只对身边的一些事物有所了解。知识仅仅掌握在具体的人手中,而不具有什么可以统摄世界的知识。鉴于知识观,自由主义哲学认为,人类的进步,是依靠掌握经验的具体个人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,最终取得成功,才推动社会的进步的。由此,若要保持社会进步,就必须保证各种思想、知识自由而平等的存在、传播。

言论自由,表达自由在各种自由权中是独一无二的:它促进和保护其他所有的自由。任何社会的进步都需要消费思想观点来维系和变革。按照弥尔顿定下的原则,即假定风险相同,真理总是比谎言占据更大优势。

 

从现实的制度安排上讲,新闻自由可以从道义上作最基本的阐释。即,每个人都需要最起码的尊重。作为每个公民的基本私权,新闻自由起到提防政府为某个具体目标不顾原则,侵害公民权利的作用。以美国为例,著名的宪法《第一修正案》明确规定了新闻出版自由权利作为法律存在的原则,不能被任何法律所践踏。

新闻自由特别应该使用于极权国家。极权主义及后极权主义社会,首先是谎言弥散是社会。体制的运行依靠着无边的谎言,新闻自由是极权国家要打压的首要目标。而敢于戳穿皇帝新装者,必定是体制打压的对象。哈维尔在论述后极权主义社会中,无权者的权利时,就从道德层面期望人们可以讲真话,即表达自由,以瓦解后极权主义社会。

 

综上所述,新闻自由在以自由主义为制度基础的现代国家中,无论是功利的进步观还是道义上的平等人权,都可以自圆其说,并已经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承认,成为普世价值。

 

 

通往新闻自由之路

  

自由主义理论上论证新闻自由非常必要的同时,也需要制度上的妥善安排。为了防止政府破坏新闻自由,惯用的方式是用将言论权分别掌握在不同产权者手中,以市场化运营、公共化目标为新闻界基本运行逻辑。

具体的说,首先是政府仅仅可以控制一小部分新闻媒体,而更多的新闻媒体应该控制在不同业主之中,以保证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可以垄断新闻资源。其次在媒体内部的经营、编辑相分离的运营模式,倡导编辑独立原则、建立现代编辑制度。以时代出版集团总编辑诺曼 皮尔斯汀为例,他就曾经反复强调,自己的职责就是确保其控制下的24本杂志能够公证客观地报道,不管是否触及自己集团的利益,不管这些杂志是否会批评其母公司的领导杰纳德 李文。

 

 

新闻自由的背叛者

 

令人遗憾的是,新闻自由赖以生存的私有产权、市场化运营可能由于施用过度,而走向新闻自由的反面,可能无意识的迈向极权主义。

技术社会要求集中经济力量。过分的集中有是对自由社会的威胁,因为需要国家权力来对这种经济集中进行拆分。然而,拆分一个巨大的传媒网络决不象拆分一家石油公司那么简单。拆分石油公司是按照产权逻辑,仅仅需要考虑市场问题,而传媒业则是唯一被写入美国宪法的产业,拆分它关乎美国宪法的基础。任何具体法律都不可能超越宪法原则,这在宪政发源地美国尤其得到尊重。

现代性的悖论往往在资本社会高度发达中产生:为了分化而分化,为了市场而市场,更多的去价值化与终极信仰的确实。吉登斯说:“现代性的一个特色就是道德沦丧”。这样的事例在8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美国显现的最为明显:

新闻界的观点越来越趋同;产业化的大潮使得所有权集中,新闻及意见来源的多样性受到了限制到2000年,美国有日报1480家,三分之一的日报为媒体集团所控制。全美国日报总发行量的50%掌握在10家最大的报业集团手中;为了满足受众,新闻记者和媒介业主不负责任的行为,新闻界开始强调,“例外甚于常规,煽情甚于重要性;根据不成为的规则,新闻界对其成员造成的错误和歪曲、谎言和丑闻一概忽略不计;报社赖以为傲的“国家与教堂”分离的体制被逐步瓦解,换之以发行人中心,以上市企业赢得受众为中心。

当媒体是一个撒谎者,当社论的撰写成为可以被收买的政治文丐。那么,媒体自身也就失去了对自己思想负责的可能,一切维护新闻自由的理论基础就已经不负存在。相反,任意妄为的自由,偏激,本质化的发言反而破坏了新闻自由。新闻自由要求知识观点只要能自圆其说,就应该由相应媒体发出。媒体发行人虽然具有产权,却没有因为产权而垄断信息传播的权利。他们仅仅是公众信息的把关人,负责掌管信息的真实性,而不是最终裁决者。

这时,任何单纯迎合市场,一味追求热点,为了党派利益而出卖言论的媒体、发行人、记者都在利用新闻自由而走向极权主义,成为新闻自由的背叛者。

 

 

从自由主义新闻观到社群主义新闻观

新闻自由的解决之路市场化却在逐步将自身推向极权主义。这是随着新自由主义扩张,自由主义新闻观发生的选择悖论。那么,如何解决?

自由主义无法给出答案。它仅仅能给告诉我们,什么是正当的,却没有预设任何解决正当性以后关于什么是“善”的答案。鉴于此,笔者认为,关于什么新闻自由本身,可以作为一种社群主义责任论,即,通过思想、理念上不断重复共同体利益,影响媒体信息发布者,最终以非强制的手段维护新闻自由。

具体建议可以有:

1,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同人办报,以公共利益影响经营者。历史上著名《大公报》若担任主管行政业务,必须先受编辑训练,以促成新闻理想;《时代》创始人,鲁斯和哈登拥有同样的新闻采写天赋和编辑经验。他们以5年为一任,分别担任发行人和总编辑,确保了杂志的公共媒体走向。

2,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新闻学院足够必要的新闻道德教育。在哥伦比亚新闻学院,基本课程只有两项,一是培养学生的新闻采写能力;二则是培养他们足够的新闻理想,注重共同体利益,为公共利益奔走,成为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。

3,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建立在报业内部的互相批评机制。能够互相批评对方的报道,将符合自由社会的新闻观作为批评根据。

4,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建立一套报业以外的独立批评机构。类似于NGO,资金独立,不以赢利为目的,负责非正常新闻操作的提醒,警告工作。

5,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政府可以进入媒体评论和新闻供应领域,不是作为私人企业的代替物,而是作为补充性的信息来源。

社会中存在消费者和发行人这两方,就必然存在着第三方——共同体。在自由社会,消极自由得到保障仅仅是底线,积极自由同样可以发挥作用。在新闻界,积极自由即是为了维系和发展自由社会作出的贡献。它要求人们站在共同体利益出发,而不仅仅是消费者或者发行人的角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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