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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蒙者的自我启蒙

他下落不明,随风飘散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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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点懦弱,有点自私,有点自卑,但有更多激情和理想。 QQ:66687242 msn:zhaoyan-yuki@hotmail.com 邮箱:zhaoyan-yuki@163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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噢,NO!那到底是不是少年轻狂  

2009-06-12 01:06:4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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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赵岩同学的论文原创程度高,在学习中锐意进取,勇往直前,值得广电学生学习……”随着答辩老师像宣读判决书一样念完我的毕业论文意见,我的大学结束了。事实上,当我听到这溢美之辞时,内心却并无波澜。

我的大学究竟如何,当然不能靠一份“判决书”来衡量。或者说,这份“判决书”只是老师凭借着日常教学中的接触,对我的一点感性认识而已。而最终之于客观事实,那并不说明什么。

对于一个行将朽木的大四学生来说,毕业了,那些熟识的,不熟识的,或者半生不熟的人如何总结你,或者如何看待你的大学生涯,其实都没那么重要。因为无论别人如何夸奖你或贬低你,在一个大四学生面前,都不足为据——起码对我是这样的。因为我干了什么坏事,积了多少功德,心里多少还算有谱。

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通则,在人们每走完一个人生阶段时,他们都会逐渐变得自信而坚毅。而年轻时因为不自信、爱出出风头而期望别人夸奖自己、肯定自己的信念也逐渐少了。因为自己的一切都看在眼里,用不着别人肯定,自己首先最了解自己——该肯定的肯定,该否定的否定。

这应该叫成熟的自信,但今晚我又发现了另一种自信,或许叫“少年轻狂。”

那种感受在我翻看《激扬》报纸时扑面而来。

那是些08年6月——07年6月期间的《激扬》,大抵是我大二、大三时的作品。当时,我作为这份所谓“中国最好校园报纸”的第十任主编,整日为报纸盲目自大、无聊、无趣且乐此不疲。

有时,我会因为写出一篇自认为NB的社论而念叨好几天;有时,我又会因为理解了某艰深学理而在《激扬》内部吹捧一个月,似乎我这个月,靠的就是这个理论活着一样;而有时,我也会因为“寝室究竟应该熄灯不熄灯”,这样的问题,与孙小红吵上一个晚上。

现在看看那些东西,观点依然认同,却觉得当时有几分匹夫之勇。因为在现在看来,当时认识的中国,完全是自@@@@@/you/@@@@@@主/义理论化的中国,完全是学者眼中的中国,却从不是自己眼中的中国。

很难想象,一份严肃媒体的社论写作,能允许一个涉世未深,满脑子理论的“书本英雄”的家伙撰写。但这样的事情就在《激扬》发生了。在《激扬》,更不可能发生也能发生,这个涉世未深,满脑子理论的家伙,竟然还能当总编辑。

不过并不能因此断定《激扬》仅仅是个试验田或实习基地。从那时到现在,我一直认为《激扬》是严肃的,是事业的。只不过,这个很严肃的、很事业的玩意,都是少年轻狂的激扬人来经营,都是由涉世未深,却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激扬人来掌管。

噢,NO!我得修正下,那不是少年轻狂,更不是很傻很天真,那是青春活现,那是对知识的渴望,那是对人类普遍同情的追索。当然,虽然那时认识世界总是理论的,缺乏事实依据,甚至有时会逻辑不通的。

但作为青年,我却得以在那里肆意的发挥着青春的激情,肆意的宣扬自己的世界观,肆意的稳重成熟。当我现在阅读那些文章时,我仍能感受到当时自己跳动的脉搏和热血涌便全身的力量——虽然我现在很难理解,在知识匮乏的当时,我是如何写出那样的文章的。。

我仍然能还原当时的情境,那是一个手舞足蹈的少年,坐在北综310教室的头排桌子上,对着下面20号人侃侃而谈的经历;也是粗茶淡饭里,两瓶啤酒就上一盘农家小炒肉,与三两好友神吹海说的经历;也是在北一楼110办公室里,一帮少年举手表决,编委会投票的经历……

那时我时常愤怒,现在我也时常愤怒,虽然现在愤怒的更有底气,更有深度,但不可否认,我最有激情的岁月,是在《激扬》中度过的,虽然就连自己有时也认为是“少年轻狂”,但这已经不重要了,重要的是我经历了《激扬》,《激扬》成就了我,包容了我,虽然我即将离它而去。

最后,贴上我“少年轻狂”时的一篇社论,发表于2007年10月25日,第三十期《激扬》,权当纪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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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让学生做主,而不是为学生做主

□本报评论员  赵岩

10月8日晚11点,新峰公寓准时断电,部分学生不满,向楼下扔东西表示抗议。追溯事件的缘起,涉及到新峰宿舍的管理权转让问题。本学期伊始,新峰宿舍的管理权由新峰物业管理公司转移到学校。

可以看到,管理权转让之前,新峰物业公司的供电原则遵循的是市场逻辑,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。转让后,校方遵循的是公共管理逻辑,目的在于从整体上妥善安排学生的作息时间。由此,我们不难抽象出学生与管理方的观点冲突:公权力是否应该介入个人生活领域,宿舍的管理究竟应该讲求个性还是追求整体效用。

宿舍并不完全属于私人空间,而是一种公共化了的私人空间,有其特殊的管理模式。对此,我们不能简单地讲“公域民/@@@@@zhu,己域自/@@@@@@you”,而应首先保证该宿舍系统能正常的运作,之后再在不破坏这个权利底线的基础上进行公共决策。

具体到寝室断电管理上,权利底线就是首先保障每个人的休息权,哪怕是大多数人不愿意休息,也须按照这个权利底线行事,强制断电,不搞“多数暴力”。宿舍的基本属性是“休息”,若不能保证每个人的正常休息,宿舍就会变得毫无意义。

所以,事件伊始,学校为了保障学生的休息权,在底线原则上不诉诸于民/@@@@@@@zhu,遵循公共管理逻辑,作出停电的决定,是无可厚非的。然而,目的正义并不代表决策程序的正义,管理者的决策仅仅立足原则上的整体效用是不够的,具体规则制定上的个性化、民/zhu化同样必不可少。在具体问题上,宿舍何时熄灯,何时不熄灯,是否统一熄灯,是否允许部分特殊宿舍不熄灯,这都涉及到具体规则的制订,应该诉诸于民/@@@@@@@@zhu

/@@@@@@@@@zhu或许不利于统一管理,却可以使每个人的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。龙有九子,各有不同,更遑论一校之学生,能否在公共决策中,让他们在原则的基础上参与民/@@@@@@@@@zhu协商,让学生做主,而非“为学生做主”,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对大学的集体认同感。

遗憾的是,事件始末,公共决策的过程似乎没有实现学生的参与。管理方往往认为自己足够了解学生,靠着想象力进行“想当然”的决策。这种一刀切的管理方式虽在底线原则上保证了大多数学生的利益,却不能保证对少数的正当权利的照顾,从而造成少数人的不满。

大学生做为成年人,谁都希望获得在个人权利上的肯定,在人格情感上的尊重。如果管理者一味把他们当作孩子,长期漠视他们参与公共决策的能力,漠视他们的个人权利和情感,长此以往,他们的挫败感将日益加重,对管理者的认同感也将随之下降,进而做出一些非理智行为,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其实,少数人的正当权利完全可以通过具体规则制定上实现协商民/@@@@@@@zhu。华中科技大学在这方面曾有过成功的尝试:在不影响其它寝室休息的前提下,个别寝室经过内部一致同意后,可用考研等学业上的特殊理由,向校方申请延迟熄灯或不熄灯。在这里,管理者与学生是一种交互式的协商民/@@@@@@@@@zhu关系,在保证整体效用原则基础上,允许部分学生自主规划作息时间,极大地缓和了双方关系。

我们注意到:10月10日晚,各院系辅导员到新峰公寓各寝室开会,与学生沟通。当晚熄灯后,本报记者在新峰公寓楼下观察近半小时,没有发现过激的喧闹行为,这与前两日大相径庭。这恰恰说明,只要管理者能放低姿态,善于和学生沟通,把学生当作有辩识能力的成年人,学生的情绪马上会缓和得多。投之以桃,报之以李,正是此理。

由此观之,管理者不能因为原则正确而忽视了少数学生的正当权利。在保证整体效用基础上,完全可以实现学生在具体规则制定上的参与。实现个性化管理,让学生自己做主,而不是“为他们做主”,这应是保障校园和/@!!@@@@@@@@ xie的必由之路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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